巴黎回来之后积压的事情堆了一桌子。订货单要排期，新面料要试染，巴黎那几个代理商的合同要签。春兰整理出来的二十几封电报函，还得逐一确认回信内容。账房里的灯从早亮到晚，炭笔换了两支，桌面上摊开的纸页从这头铺到那头，连茶盏都没地方搁。
但那天晚上，我忽然停了。
大约是戌时三刻，账房里的煤油灯烧到第三盏。火苗在玻璃罩里稳稳定着。我手里捏着笔，面前摊着给米兰买手店的合同草稿，要填价格的地方空着。笔尖悬在那道横线上方，没落下去。
然后我发起了呆。
不是累。巴黎回来路上三十二天没怎么睡整觉都没觉得累。也不是困，困的时候手会抖，但此刻手很稳，笔尖悬着纹丝不动。
我只是忽然看着那个空格，不知道该填什么了。
价格填多少？比之前报价再高一成？还是维持原价？维持原价的话，利润够不够再扩一条生产线？再扩一条生产线的话，纱厂那边的人手从哪里调？调人的话，北平的女工培训又要重新排班——
脑子里的链条越拉越长，拉到最后那个结点停住了。
扩了之后呢？
扩了之后做大，做大了之后呢？做成中国最大的旗袍品牌？然后呢？去做更大的展，去更多国家？更多国家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过来，然后呢？
我坐在账房里，左手无名指的素圈在灯下微微反着光。面前是米兰的合同、堆成小山的电报函、春兰整理的财务报表、阿桃画的新图纸。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该去的方向，每一样都有人在等。她们在等“沈老板”拿主意，等“沈老板”定价格、定工期、定方向。她们等得很放心，因为“沈老板”从来没让她们等空过。
但这一刻，我坐在椅子上，笔尖停在纸上。那个空白的格子像一口深井，我往里面看了一眼，什么也没看见。
门被推开的时候，我没抬头。
脚步声我认得。傅沉渊走进来，门在他身后带上了，没关严，门缝里漏进走廊上的一线光。他没说话，先站在门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他走到桌边，低头看了看我面前那张合同，又抬头看了看我的脸。
“卡住了？”
“没。”我把笔搁下来，靠进椅背里，“在想价格。”
他站在桌旁没动。账房里的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对面墙上，拉得很长，从墙根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他看人的时候目光总是很定，像是能在你脸上读出一整页没写出来的东西。
这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