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不大，摆了六张圆桌。从北平站回来的路上，韩婶已经派人把桌椅从仓库里搬出来了。
哑姐到得最早。
她在每张桌子上铺了红布，又用虞记剩下的边角料叠了几朵布花，摆在中间。
阿桃和春兰把巴黎带回来的电报函按国家分好，装框，挂在院子廊下的柱子上。二十几封电报函排成一排。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杂在一起。风吹过来，纸角唰唰响，像挂了一廊子的帆。
我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院子里挂了几盏灯笼。暖黄色的光照着六张桌子上的碗筷和茶水。
人坐得差不多了。纺纱厂的、虞记的、从上海码头追到北平站的那批女工，全挤在桌子旁边。
韩婶坐在最靠近厨房那桌张罗上菜。看见我从院门口进来，她站起来喊了一嗓子。
“沈老板来了——起菜！”
后院顿时热闹起来。
碗筷声、说话声、杯盏碰撞声，混在一起，从灯笼底下升到院子上方的夜空里去。
菜是北平馆子里的师傅来做的。韩婶说“虞记庆功宴不能凑合”，专门请了东街老刘家的厨子。
第一道菜端上来的时候，哑姐在廊下站着，手里拈着针线。她又开始缝东西了。这次缝的是一块新的虞记招牌布招，白底红字，跟那面旗配套。
傅沉渊坐在我左边。
他进门之后先跟熟面孔打了招呼。韩婶叫他“傅少帅”，他回了句“韩婶您这院子收拾得比我公馆利索”。韩婶笑出了声。
然后他坐下来，把军装外套扣子解了一颗，端起茶水喝了一口。一副“今晚不办公”的样子。
菜上到第三道的时候，春兰从廊下柱子那边走回来。手里端着一只托盘，托盘上搁了两杯黄酒。
她走到我们桌边，把酒放在我和傅沉渊面前，退了一步。
“师父，少帅，您俩今晚得碰一杯。”
阿桃在旁边起哄。
“就是就是！巴黎的事少帅没捞着去，今晚补上！”
我端起面前的黄酒。
傅沉渊也端起来了。
他举杯的时候侧过身来对着我。灯笼的光从侧面照过来，在他眉骨的轮廓上镀了一层暖融融的橘黄色。他的眼睛在那种光线里显得格外深，像看不透的潭水表面落了层灯笼的碎影。
“我输了。”
他说。声音不高。那三个字只说给我听的。
“输什么？”
“巴黎。”
他端着酒杯碰过来。杯沿轻轻磕在我杯沿上，发出一声清亮的“叮”。
“你去了一趟，让洋人认识了中国旗袍。我在东北待了四个月，整编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