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兰把纸币夹进登记簿里，钢笔落下去，写了一个名字，又写了一串数字。她的笔尖在纸面上走得很快，但每一笔都清楚。
紧接着，第二张纸币递过来了。第三张。第四张。
有人从怀里摸出一只旧手帕包着的存折。有人当场数了铜板。有人自己认不全钱数，让别人帮忙数。院子里像过年赶集一样热闹，但那种热闹是安静的、认真的。每一个人递钱的时候都在笑，那种笑跟别的不一样——是“我把存的钱给了一处我信得过的地方”的笑。
阿桃蹲在春兰旁边帮忙数钱。她数得快，每数完一摞就抬头对那个人说一句：“您放心，虞记的账本上有您的名字了。”
她喊“您”的时候，嗓子有点哑。
哑姐站在廊下没动。她看着院子里那一张张递钱的手，没说话。但她把那面还没来得及挂出去的红旗从怀里掏出来，对着院子里的人群展开了一下，又叠回去。那个动作的意思是——挂着它的时候，这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主人家。
我站起来。
韩婶还坐在长凳上，手里攥着那张写着“五十股”的纸，翻过来倒过去看。她把纸举起来凑近眼前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来搁在膝盖上，用手掌压平。
“沈老板。”她没抬头，声音对着那张纸，“我这辈子没当过老板。从前在家听爹的，嫁了人听男人的，到了虞记听您的。今天您跟我说我是老板了——”
她停了一下，手掌压在纸面上来回抚了两次。
“我得回去跟我男人说一声，让他以后别喊我‘家里的’了。”
我站在她面前，低头看着韩婶。她坐在长凳上，一只手压着那张纸，另一只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像是要把手上那层“绣娘”的油洗掉，换成“老板”的劲儿。
“韩婶，你回去告诉你男人——虞记的股东韩秀兰女士，明天开始涨两成工钱。”
韩婶抬头看我。她嘴角忽然咧得很开，笑出了声。那声笑从她的胸腔里冲出来，在后院里撞了一圈。
然后整个院子里的人都跟着笑了。笑声从槐树底下升上去，穿过满树的白花，散进五月的蓝天里。
我转身往回走。经过哑姐身边的时候，她把手里的红旗递过来。我接过展开看了一眼——她最近又在旗边多绣了一行小字。细细的白线绣着“虞记大家”，四个字挤在旗面底部的边角上。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