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去的时候慢了几天。中途在印度洋遇到了一场风暴，船绕了一段路。樟木箱里的十二件旗袍用油布裹了三层，连同那面小旗一起塞在箱底。风暴过去之后，哑姐把每只箱子打开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进水，才重新锁上。
船靠上海码头的时候，春兰站在船舷上往岸上看。
她看了两秒，回头说了句。
“人比咱走的时候多。”
我走过去。
上海码头的铁栅栏外面黑压压一片，比出发那天多出不止一倍。人群从铁栅栏沿着码头边沿排出去很长，手里举着旗子、横幅、花束。靠前的位置有扛着相机的记者。春兰还在数，阿桃已经扒着船舷喊出声来了。
“虞记的！你们怎么从北平又跑来了！”
对岸有人挥手。
我认出了韩婶站在最前面。她旁边是小赵，再旁边是哑姐的妹妹——哑姐不说话，但她妹妹嗓门大，正扯着嗓子朝船上喊什么。风太大，听不清。
船靠岸之后，樟木箱先下。哑姐在跳板旁边守着箱子一只一只递下去，阿桃在岸边接应。春兰拿着通关文件去办手续。
我走在最后，等箱子都卸完了才走下跳板。
码头上的人群在铁栅栏内侧挤成一道弧线。韩婶挤在最前面，隔着栅栏伸手过来。够不着，但那个姿势像是要拽住我的袖子。她开口的时候声音是哑的。
“沈老板！报纸上说您在上海？说您从法国回来了？”
“回来了。”
“那巴黎——”她喘了口气，“咱那衣裳，洋人看了没？”
“看了。”
“怎么说？”
我站到铁栅栏跟前。面前这些面孔跟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眼睛里多了些亮光。她们手里举的横幅上写着“欢迎沈老板载誉归来”，字是手写的，红色墨水有些地方洇开了。远处还有人举着虞记的招牌——是从北平店里拆下来的那块，不知道谁带上了火车。
“洋人说中国旗袍是丝绸上的诗。”我说。
韩婶愣了一下。
然后她身后的人群炸了。
那声浪从铁栅栏一头传到另一头，像海浪拍上礁石反弹回来。我听见有人哭了，是那种压不住了从嗓子眼溢出来的哭声。也有人笑，笑得蹲下去捂着脸。韩婶没笑也没哭，她隔着栅栏看着我，嘴角使劲往上咧，但眼睛在发亮。
“丝绸上的诗”——这句话后来被报纸用了。
春兰带回来的上海晨报头版，大标题写着“东方美人巴黎惊艳，沈虞：让世界认识中国旗袍的女人”。副标题是“虞记十二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