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船上吃了三十二天西餐，没瘦就不错了。”
“巴黎那个演讲——有人给我拍了电报，逐字译的。”
“你收到了？”
“收到了。”
他侧头看了我一眼。
“‘中国制造从不比任何人差’——这话你在虞记跟我说过。在纺纱厂被炸那天，你站在废墟前面跟女工说的，也是一个意思。”
我脚步顿了一拍。
那天的场景在脑子里闪了一下。浓烟，散落的棉布，断裂的纺机，满街拿着工具来帮忙的人。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不是原句。他记住了意思，记住了语气，连场景都记住了。
“你记性挺好。”
“你的事，都记得。”
站台外面人群还在陆续散去。有人扛着虞记的招牌往回走，有人举着报纸边走边看。哑姐在站台口朝我远远挥了一下手，阿桃和春兰跟在箱车后面朝虞记的方向去了。
北平冬天的风从巷口穿过来，把我的围巾吹起来。傅沉渊伸手把它按住了，手指划过我脖侧的时候停顿了半秒，像是摸到了什么——大概是哑姐那面旗的边角，隔着布料硌在锁骨上。他没问，但看了我一眼。
我把他手指从围巾上拉下来，重新握住。他的手比火车站的铁栏杆凉些，但攥紧了就慢慢暖起来。
“走吧。”我说。
我们沿着北平站前的大街往外走。路边报摊上那张上海晨报的头版在风里翻了一页，露出里面一版写着“虞记洋装巴黎归来——十二件旗袍惊艳法兰西”。风把报纸吹得哗哗响，卖报的老头伸手把它按住了。街对面的馄饨摊冒着热气，有人在摊子前面排队，手里也攥着一张相同的报纸。
傅沉渊走在我左边，步子不快不慢。他的军靴踩在石板路面上的声音笃实而均匀。我从口袋里摸出那面小红旗攥了攥，又放回去。
明天挂。
今天先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