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她们的手，让那些洋人愿意花四倍的价钱定一件衣服，等四个月。
是她们的手，让“中国旗袍”四个字从平面变成活的。
我坐着没动。
河面上的光变了三次颜色。从浅金到橙红，再到青灰。然后对岸的灯全都亮透了。巴黎的暮色彻底沉了下去。
我低头笑了一声。
上辈子走红毯的时候，手心里攥着的是经纪人给的话术单。背错了要扣钱。
现在手里攥的是一面哑姐绣的红旗。边角缝得不太齐，但每一针都舍得使劲。
长椅旁边的路灯亮了。
橘黄色的光从头顶落下来，把我的影子拉了一道斜斜的投在地上。
我站起来往酒店方向走。经过桥上时回头看了一眼塞纳河。
水还在流。对岸的灯光在水面上碎成万点。
那些电报大概还在往展馆的电报房里涌。翻译跟不上的就堆在桌上，等明天早上拆。
推开酒店房门的时候，哑姐正在灯下补一只樟木箱边角的磨损。
针线盒搁在膝盖上。
阿桃趴在床上翻一本新的空白登记本，嘴里数着今天的电报总数。春兰坐在桌边，面前摊着六七封回了草稿的电报函。左手压着纸面，右手捏着一支铅笔。铅笔芯已经钝了，她没削，继续写着。
我把外套脱了挂上衣架。
那面旗从口袋里露出一角红边。
阿桃抬头看了我一眼：“师父您回来了？春兰姐又翻了七封，法文那封她说得查字典明天才能回。”
春兰从桌边抬起头。笔尖还搁在纸面上。
“明天早上能回完，不影响。”
我走过去看了她一眼。
桌面上摊开的电报函上字迹整整齐齐。每一个法语单词下面都标了中文释义。译得未必准确，但她全标上了。
“明天再回。”我把那几封电报函拢了拢，“今天先睡。”
春兰张了张嘴。
想说“还有一封荷兰语的”。
我看了她一眼。
她把嘴闭上了。
哑姐从箱边站起来，走过来从我口袋里把那面旗抽出来，折好放进床头柜抽屉里。
然后拍了拍枕头。
那个手势的意思是“睡”。
我躺下来的时候，巴黎的夜色正浓。
窗缝里透进塞纳河方向的风，和远处偶尔的汽笛声。
那些电报在抽屉里，跟旗叠在一起。一沓纸和一面红布。纸上是各种语言的名字和地址，布上是一个字的白线绣花。
明天早上拆开新一封电报的时候，大概又会有哪个城市冒出“虞记”两个字。
我翻了个身。
铜镜在床头柜上安安静静地反着窗外的微光。
上辈子走红毯，灯光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