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兰没停。
她把左手按在纸面上压住卷边，右手继续写。
“不歇。这些信放一晚上，人家以为咱拿架子。”
我到第六天傍晚才从展位里脱开身。
那天闭馆早，周末改成了半日开放。下午四点锁了展馆之后，阿桃和春兰先回了酒店清点电报。哑姐留下来陪我收最后几只箱子。
我把樟木箱合好锁扣。哑姐把展台上的棉布罩收进布袋里。A区正厅的灯一盏一盏暗下来。
走出场馆大门的时候，天色还没完全黑。
塞纳河上泛着一层浅橙色的天光。
“你先回去。”我拍了拍哑姐的肩，“我去河边坐一会儿。”
她看了我一眼。
点了点头，接过我手里的布袋往酒店方向走了。
我转身朝塞纳河走过去。
河边的长椅空着两张。
我选了靠西的那张坐下来。面前就是塞纳河的水面。水流比我想的急，波光在傍晚天光里碎成一片一片的浅金色。
对岸的建筑物轮廓开始亮灯了。
一扇窗一扇窗地亮起来，像有人在按顺序划火柴。
我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里。摸到了那面小旗的边角。
哑姐绣的那面「虞」字旗，我一直随身带着。
布料磨着指腹，粗糙又实在。
电报。
那么多电报。
米兰。伦敦。里昂。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
每一封电报后面都站着一个人。那个人在某个城市的某间屋子里，看了虞记的十二件旗袍，或者听说了展位排队的消息，或者被皮埃尔、被其他什么人推荐了“中国那家叫虞记的裁缝铺”。
他们写了信，发了电报，用各种语言在纸面上问——这件卖不卖，能不能定制，可以来中国看你们的工坊吗。
我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搭在膝盖上。
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素圈，在暮色里泛着一点极淡的银白。
傅沉渊不知道在哪。
东北那么大，他的驻地可能离北平几百里。收一封电报都要辗转好几天。他大概还不知道虞记的展位移到了主厅，不知道皮埃尔站起来鼓掌了四分钟，不知道哑姐绣了一面旗缝好了让我带回去挂。
他不知道的事太多了。
而我在塞纳河边坐着的这一刻——
上辈子走了那么多红毯。灯光打在脸上，镜头对着你。但你心里清楚，那是“被看见”，不是“被需要”。
红毯上你站在那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你。但没有一封电报是从米兰、伦敦、里昂飞过来的。
那些订单不是给沈虞的名字。是给十二件旗袍，给虞记的手艺，给北平那个纺纱厂里一千多个女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