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七点到九点。午饭十一点半到一点半。晚饭六点到八点。头等舱的乘客在这三个时段聚在餐厅里，各色面孔，各色语言。阿桃头两天去了餐厅回来跟我说：“师父，那些洋人看咱的眼神——我说不上来，反正不太对。”
我说：“那就别去餐厅吃。让服务员端舱里来。”
阿桃摇头：“那不成。咱能躲三天，躲不了三十天。春兰姐说的，越是人家等着看咱缩回去，咱越得坐在那儿。”
我看了春兰一眼。春兰正在翻那本法文手册，头都没抬。耳朵尖红了。
于是我每天三顿饭都去餐厅。选靠窗的位置，坐直了吃。餐桌上有刀叉也有筷子，我用筷子，偶尔用刀切一块面包。对面的乘客有时候用英文跟我搭话，我用英文回。有时候是法文，春兰在边上小声翻译，但大多数时候我直接点了头让对方说英文。
皮埃尔第一次出现在餐厅里，是第四天傍晚。
他坐在斜对面那一桌，跟两个同行的法国男人一起。头发灰白，修剪得很整齐，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他说话声音不大，但法国腔的英文在餐厅里像薄荷糖一样清楚——“这艘船的伙食比我想的差。但至少比上海那家酒店强，那家酒店的牛排，像鞋底。”
同桌的人笑起来。
我继续切盘子里的鱼，没抬头。阿桃坐我对面，筷子已经停了，正盯着斜对面看。春兰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
“怎么了？”我问。
“那个人——他昨天在甲板上说咱带的那几口箱子。”阿桃压低声音，“说‘中国货，不值钱’。”
我把鱼块送进嘴里，嚼完咽下去，拿餐巾擦了擦嘴。
“他说的是箱子，又不是衣裳。不值钱的东西我从不装箱。随他。”
阿桃咬了咬嘴唇，低头扒饭了。
第五天晚上，冲突来了。
起因很小。餐厅服务生端上了一道奶油炖鸡，我舀了一勺尝了尝，觉得盐少了半格，伸手去够盐罐。
手刚伸出去，斜对面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中国小姐，你知道那是什么盐吗？”
我手停在半空，偏头。
皮埃尔端着红酒，看着我这方向，嘴角挂着一点弧度。“海盐和岩盐用法不同。你加了海盐，这道菜原本的奶香味就没了。我们法国人做菜——每一粒盐都有它的位置。”
他这话说得不响。但餐厅里安静下来了。七八桌的客人都在看这边，有的是看热闹，有的是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春兰的脸色已经变了。阿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