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硬座车厢的窗边。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素圈在晨光里偶尔闪一下。阿桃坐在对面趴着小桌板打盹。春兰在旁边翻法文会话手册，嘴里念念有词——Bonjour、Merci。
十二只樟木箱码在行李车厢。里面是那十二件旗袍，备用的三件，还有给巴黎组委会准备的伴手礼方巾。
火车过济南的时候，我睁开眼看了看窗外。冬日的田野铺着一层薄霜。远处村庄屋顶上冒着炊烟。铁路沿线偶尔有背着包袱的行人沿着路基走。
这风景跟三年前去南洋时差不多。
但人不一样了。那时候是去闯一条活路。现在是去赴一场邀约。
到上海是傍晚。春兰提前联系好的货运行把樟木箱卸下来运往码头仓库。我站在月台上，看着十二只箱子被搬上板车。阿桃在旁边数数。
数了两遍。
“师父，一件不少。”
“嗯。”
我们住进码头附近一家小旅社。房间不大，两张床，窗户正对黄浦江的方向。晚上我躺在床上，江上传来的汽笛声一阵一阵的。翻来覆去。
没睡着。
阿桃在隔壁床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师父您别紧张”。然后就没声了。
紧张？
我盯着天花板想了一下。不是紧张。是那种“要走很远的路了”的感觉。上辈子飞十几个小时去国外走红毯，眼罩一戴就到了，跟从卧室走到客厅差不多。
但这回不一样。这十二只箱子里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北平那些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我带着它们走远路。像带着一整个虞记上了船。
第二天天亮。码头。
上海冬天的早晨雾蒙蒙的。黄浦江面上一层薄薄的水汽，把对岸的轮廓模糊成一片灰影。我们的船泊在三号码头，铁灰色的船身，烟囱里已经冒出了白烟。
货运行的人把樟木箱搬上跳板。阿桃跟在后面一路盯着。像怕箱子自己长腿跑了。
我和春兰站在码头上核对最后一批单据。春兰把法文邀请函原件和船票叠在一起装进牛皮纸信封，又检查了一遍护照和通关文件。然后把信封递给我。
我接过来塞进随身布袋里。
“师父。”春兰忽然说。
“嗯？”
“码头外面——来了好多人。”
我抬头。
码头铁栅栏外面，黑压压一片。不是看热闹的散客。是有组织地站着的。女人们穿着青蓝布衫，有的系着虞记的围裙，有的没有。
我一眼看过去，最前面那排里都是熟脸。韩婶。小赵。哑姐。还有那天在院子里说“夜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