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够不够，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肖大姐那张写了歪歪扭扭字迹的纸条在他口袋里，隔着衣服，隔着皮肉，像一小块烧着的炭。
他迈开步子，没有回头，慢慢往办公楼走去。
走了几步，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他掏出来看了一眼——周志国。
“程书记，晚上有空吗？想请您吃个饭。”
程立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插进大衣口袋里。
“周局长，今晚不巧。有个材料要看。”
“什么材料这么急？明天看不行？”
“信访室今天接的一个案子。”程立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个叫谢小为的。周局长听说过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两秒。程立把那两秒攥住了，揣进心里。不是在对抗什么，只是先放着，等以后再看。
“谢小为？”周志国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平稳得像一块磨好的石板，“好像有点印象。老案子了吧？怎么，程书记对这个有兴趣？”
“谈不上兴趣。”程立的语气也很平稳，“了解一下。”
“了解了解也好。不过程书记，这个案子走完流程了，法院都判了。咱们刚来，有些事情，多看看再说。”
这话没问题。每个字都没问题。从措辞到语气，从建议到分寸，全都恰到好处。像一个老公安在跟新来的局长说一句合情合理的话。
但程立听到了那个词——“咱们”。
周志国说的是“咱们”。
什么时候，这个案子变成了“咱们”的事？
“我知道了。”程立说，“周局长，改天再约。”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口袋。
金竹山方向的机器声又响了一声，比刚才更长，像一声没有打完的哈欠。
程立拎着公文包走进办公楼，皮鞋踩在花岗岩台阶上，一步一步，稳而慢。
他手里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比他来时拎着的所有东西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