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五十多岁，穿一件暗红色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领口的线头散了一截。头发用黑皮筋扎得紧紧的，一丝不乱，但鬓角冒出了不少白发，衬得脸上的皮肤更显粗糙。
颧骨上有两团暗红，不是涂的胭脂，是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印记——那种在地里干活、在路上奔波、在风里雨里讨生活的人脸上才有的颜色。
她手里攥着一个布包。藏蓝色的布，边角磨得发白，提手的地方断过一次，用黑线重新缝上了，针脚很密，但跟包的颜色不搭。布包鼓鼓囊囊的，装着不知道什么。
她站在门口，看见屋里有生人，脚步迟疑了一瞬。那一瞬间程立看到了很多——她不是莽撞的人，她进门之前会观察，会判断，会衡量。
这是被反复拒绝过的人才会有的习惯。每一次来，都要重新判断一次：今天这个人会帮我吗？还是又把我推到别处？
迟疑很短，她迈了进来。
“刘主任。”她叫了一声，声音不大，有点哑，像是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卡着。
刘大姐站起来。“肖大姐，你来了。坐吧。”
肖大姐在长椅上坐下，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按在上面。她不说话，就那么坐着。
程立看着她的姿势。手按在布包上，不是随便放着，是按着、护着。那个布包里有她要命的东西。
刘大姐重新坐下来，语气比之前柔和了几分。“肖大姐，你儿子的材料我帮你递到法院了。那边还没回音，我再催催。”
肖大姐没有马上接话。她低着头看自己的手，手指抠着布包的边角，指甲掐进布纹里，一下一下的。
“你上次也说帮我催了。”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
“肖大姐，程序得一步一步走……”
“程序？”肖大姐的声音骤然拔高，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突然断了，断得猝不及防，“我走了多少程序了？公安局去了，检察院去了，法院也去了。材料递了一份又一份，跑了快一年了！哪个程序走通了？”
她的声音在狭小的屋子里回荡，打在墙上又弹回来。刘大姐张了张嘴，没接上话。
肖大姐继续往下说，声音开始发抖，从声音的根部开始抖，越抖越厉害。“我儿子在里头快一年了。我去看他，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抬起来都在抖。”
她抬起自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