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河济水的祥瑞做出了回应后，高殷便申明了自己的主旨：
“自汉武建元以来，历朝因之，然朕观前代，有帝王在位数十载而屡易年号者，譬如梁朝萧和尚，四十八年，七度改元，可谓频矣。”
“然则，年号多易，可曾佑得萧梁江山稳固？侯景围台城，彼僧饿薨宫，江南板荡，宗庙倾覆，可见年号虽与国运兴衰有关，然频而改易，乃人意尔，非天命也，天乃不眷。”
殿中群臣默然，有人微微颔首，有人若有所思。
高殷稍稍提高了声音：“朕尝思之，年号之设，本为纪年便民，非为粉饰太平。一帝在位而数改元，则百姓莫知所从，史册徒增繁冗。况改元之际，往往有大赦、改官、更制，朝令夕改，吏民疲于奔命，此非所以为治也。”
“年号者，所以志岁也。政令施为，非积以岁月不能见功，卿等细思，为官主政时若朝令夕改，则民不知所从，吏无所措手，虽有良法，亦难行也。”
“年号亦然。夫年号本以祈福应天，今若频易，则似天眷之数迁，嘉祥之不再，是以吉号而自弃之，岂不谬哉？且如此一来，年号之改乃系一时之事，或应一人之功，非天子历年之纪。”
“若因灾异而改号避祸，是欺天也；因谶纬而易名希福，是惑民也。使民不知君之在位，疑朝廷之屡易，人心摇动，祸由此生。故年号之设，当以恒久为体，不宜轻改，以彰天子之德，而定天下之志。”
这段话看起来是在年号的称呼上斤斤计较，但对君臣而言，各自都有很深的政治意味。
朝廷立改年号，目的无非是向天下散播政治信号，宣布自身得到了天赐的福瑞，亦或是觉得之前的年岁是垃圾时间，要向世人宣布从此刻开始，国家进入了朝气蓬勃的新时代，所以要改元建新。
但如果是在同一个皇帝的任期内连续发生这种事，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可怖的政治信号，那就是天下人所使用的年号纪元，是根据某个重大政治事件或时间节点来计算的，而不是皇帝本人，就像宇文毓称帝使得周国的天子和王爵分离，给了宇文护进爵为王的机会一样，年号和皇帝本人分离，意味着其他人同样可以根据其他事件或需要去修改年号：
像汉灵帝刘宏死亡后，刘辩继位，改元“光熹”，这时候东汉主要的掌权者为何进与何太后的外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