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斯珩方才离开，吴锡浦便向纪钦昀问道：“黎仕邨说的事，您看可行吗？”
“可行倒是可行。”纪钦昀说，“黎仕邨在日本人那里有后台，又与汪先生有私交，再加上我在日本人那边的关系，和上海特别市政府的人脉，这事想来是稳当的。除非有什么变数。”
“您说的变数是……”吴锡浦话到一半，便有了猜测，于是问道，“你是说陈斯珩？”
“我看得出，他是个谨慎的人，做事应是不会出什么差错，可难说他有意从中作梗。”纪钦昀说，“有时候，路上的石头未必会将人绊住，倒是那些看不清的小石子会叫人脚滑栽了跟头。”
吴锡浦听出了他的意思，说道：“当年我们害他父亲，还有算计升恒纺织公司的事，他并不知道真相。”
“你能笃定？”纪钦昀问。
吴锡浦不免担心纪钦昀会因了这点细枝末节又反悔。他知道，若是纪钦昀不肯入伙，眼前的事是难成的。这与捞钱无异的买卖就在眼前，他横竖也是志在必得，于是一心说服纪钦昀放下心里的顾虑。
“那两件事，一个是中统背后安排，一个是日本人暗里策划，本就滴水不漏，且给他父亲下毒的人也已灭口。再说，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这些年，对他也是了解的。”
“那你说给我听听，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这个人年少时性情孤傲，遇事冲动。据说曾经爱过一个女人，结果那个女人移情别恋不说，转身便嫁了别人，直叫他成了个笑话。”吴锡浦说，“那事之后，他父亲对他的管教便越发严苛，这两父子的关系不要太僵。不止如此，听说陈秉哲还时常将他反锁在家里。后来，他进了升恒纺织公司，自立之后，除了时常被他父亲叫去书房训责，便是再没有多余的话说。据说他在家里与他父亲同桌吃饭，都会在餐桌上摆上钞票。”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纪钦昀问。
“毒杀陈秉哲之后，我便想过，是否该斩草除根。”吴锡浦说，“一来，您那时说，中统那边交代，未免影响太大，不便再对他下手。二来，我一直也有些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