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箱是硬壳的，沉甸甸的，拉链拉上的时候发出流畅的金属声响。
他套上一件深色外套，提着皮箱从后门离开，沿着河堤走了大约两公里，找到了一片正在施工的填埋区。
工地上立着几台黄色的挖掘机，刚挖好的基坑足有五六米深，底部已经铺了一层水泥。
他把皮箱扔进基坑，然后用从工地上顺手拿的铁锹铲了碎石和浮土盖在上面。
天亮之后施工队会照常浇筑水泥，没有人会发现基坑底部多了一层骨料。
做完这一切，他沿着原路返回，脚步轻得连河堤上的野猫都没有惊动。
回到民宅时，绘里还坐在客厅里等他。
她换了一身干衣服，头发也吹干了，茶几上放着一壶新泡的绿茶和一张摊开的地图。
看到她抬起头的那一瞬间，靳川注意到她的眼睛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确认了某件重要事情之后的安心。
“渡边隆不是普通的混混，”绘里说，声音恢复了平静，“他是住吉会下属一个分支的干事。他的手机里有很多帮会群组的消息，最近全都在讨论一件事——东京全城戒严，警视厅和自卫队情报本部联合行动，所有黑帮都被要求配合提供线索。住吉会高层已经表态支持，说这是‘爱国行动’。”
她顿了顿，“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顺着渡边这条线找到这里。虽然渡边不常回来，但他那些所谓兄弟，偶尔会上门借钱。”
靳川对这个信息并不意外。
岛国黑帮和政府部门在某些时候合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喝了一口，然后说：“杀了你男人，不恨我？”
绘里沉默了几秒，然后忽然笑了。
那笑容和她之前在浴室里的苦笑完全不同——更冷，更利，更真实。
她抬起手指着茶几下端的一个抽屉，“等一下。”
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黑白老照片，一个穿着旧式水手服的中年男人抱着一个小女孩，站在长崎港口的码头上，笑容灿烂。
照片的边缘已经泛黄了，但相框的玻璃擦得很干净。
“这是我父亲。”绘里说，手指轻轻划过相框的玻璃，“他是长崎造船厂的焊接工。母亲是小学老师。这栋房子是他们攒了十六年钱才买的。”
她把相框放回抽屉，关上，抬起头直视靳川，“渡边隆杀了他们。他拿着我的名义借高利贷，把我父亲逼到中风，把我母亲逼到抑郁。他用我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