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陈树声是被饿醒的。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几秒，肚子咕噜叫了一声。厨房里什么都没有，原身那个性格，连口热水都懒得烧，更别说做饭了。
他翻身起来，简单洗漱了一下，换了身便装。对着镜子看了看，脸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比昨天好了一些，眼睛也不肿了。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遮住额头的伤，出了门。
巷子不长，走出去也就百来步。到了巷口，眼前豁然开朗。
南京城的早晨是热闹的。
街上已经人来人往了。卖菜的小贩挑着担子，吆喝声此起彼伏。早点铺子冒着热气，油条在锅里滋滋地响，烧饼的香味飘出去老远。黄包车叮铃铃地跑过，车夫缩着脖子，嘴里叼着半根烟。报童扯着嗓子喊：“看报看报，华北局势日渐紧张……”
陈树声在一个小吃摊前停下来。
摊子不大，支着几张条桌，坐满了人。一口大锅咕嘟咕嘟地翻滚着，冒着白气。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动作麻利，一手捏馄饨，一手往锅里扔。
“来一碗。”陈树声找了个空位坐下。
馄饨很快端上来，皮薄馅大，汤里撒了一把葱花，香气直往鼻子里钻。他低头吃了一口，烫得吸了口气，但味道确实不错。
“报——先生，看报吗？”
一个十来岁的报童跑过来，脖子上挎着一个布袋子，里面塞满了报纸。陈树声叫住他，从报童手里抽了一份，扔了几个铜板过去。
报纸头版印着粗黑的大字，他扫了一眼——华北局势紧张，日军在平津一带频繁调动，增兵不断。旁边还有一条消息，说南京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撤军。
他知道这些都没用。日本人不会撤，仗早晚要打。
旁边桌上坐着两个穿长衫的中年人，一人一碗豆浆，就着油条，嘴里没闲着。
“这日本人，今天增兵明天增兵，到底想干什么？”一个说。
“干什么？打我们呗。”另一个把油条掰成两截，泡在豆浆里，“早晚要打。”
“打？咱们打得过吗？”
“打不过也得打啊，总不能当亡国奴。”
“唉……”第一个叹了口气，声音低了下去，“就怕南京也保不住……”
“那不至于，”第二个摇了摇头，“南京是首都，有委员长坐镇，日本人没那么大胆子。”
陈树声低着头吃馄饨，把那些话一字不漏地收了进去。
1937年3月。离全面抗战爆发还有不到四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