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布袋里掏出那块白底粗棉布，展开看了看。哑姐画的旗还留在上面，炭笔的弧线已经有点模糊了。
我还是把它叠好，放回布袋里。明天等十二件旗袍重新挂上那面深灰背景墙，这块布就立在展台角落。
不显眼。
但它在。
搬完箱子，场馆里安静下来。工作人员关了大部分的灯，只留了A区主通道上方的几排照明。
我站在新展位正中央。面前是那面深灰色的背景墙，脚下的白色大理石台面反射着头顶的光。阿桃和春兰先回酒店了，哑姐留下来陪我最后锁箱子。
哑姐蹲在展台旁边，用手掌把台面上一点灰尘抹掉。抹完，她站起来，看了看那面深灰色的墙，又看了看脚下的白色台面。
她转身朝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的意思是：好地方。
我把最后一只樟木箱合上扣好，走到深灰色背景墙前面站定。伸手比了一下墙的高度，又低头看了看展台的宽度。
十二件旗袍挂上去之后，这件「水墨江南」应该挂最中间。它的远山灰在深灰底上会融进去三分，让看的人第一眼找不到领口在哪里。找第二眼才会看见——山在墙里，墙在山中。
哑姐走过来站到我旁边。她伸手指了指深灰墙的中间位置，又指了指自己的锁骨。
我明白她的意思。「水墨江南」挂正中间，领口莲花对着观众视线平视的高度。我点头。
她手指收回去的时候，指尖在台灯的黄铜底座上轻轻碰了一下。极轻的一声“叮”。
锁了箱，我站在新展位里没动。
周围空荡荡的。A区的座椅都摞在墙角。白天的热闹像退潮一样撤走了，剩下地面上一道一道被鞋底磨出来的痕迹。
那根挡了E-47三天的铸铁立柱，远在E区的末端，这会儿已经看不见了。
三天前我坐在六平方的折叠椅上，面前是那根柱子，耳边是远处的喧嚣。七十二个小时之后，我在A区主厅正中，身后是深灰墙面，面前是主通道。
变化来得太快了。
但中间那些时刻——“等了两个半小时”、“哑姐站在台灯旁边比‘等’的手势”、“玛格丽特第一次拐进来”——那些时刻一个都没省。每一个都撑住了，才撑到今天这个位置。
哑姐拉了拉我的袖子。我低头，她指了指场馆东面的窗户。
窗外的巴黎已经入了夜。塞纳河对岸的灯火在玻璃上折成一片碎光。
哑姐把手按在自己胸口，然后朝那面深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