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软。
但暖的。
“沈老板——”
第三遍了。这次声音里带上了哭腔。我扭头看过去。喊的是个年轻姑娘，比阿桃还小些，脸上挂着两道泪痕。
“您得回来啊——”
我抬手。
人群静下来。
雾在江面上缓缓流动。船上的汽笛拉了一声长响，催促登船了。
我站在铁栅栏前面，面对一千多张脸。北平虞记的。纺纱厂的。从老家赶来的。连夜坐车颠了五个小时就为了在码头上喊这一嗓子的。
她们一个个都看着我。
像我当年站在虞记门口挂那块招牌时一样。
“去巴黎这件事，”我开口，声音比预想的稳，“是虞记的事，也是你们的事。你们今天在这里喊我——我记住了。十二件旗袍，每一件上面都有你们一针一线。我替你们带着它们去见洋人。回来的时候，我把那些洋人怎么看它们的一字不落地讲给你们听。”
哑姐从人群中又往前挪了半步。她没说话——从来也不说话。但她抬手指了指我胸口那块布的位置。又指了指船的方向。然后把手掌摊开，往怀里收了一下。
那个手势意思是：带着，然后带回来。
我冲她点了点头。
春兰在身后轻声说：“师父，该登船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铁栅栏那边。一千多个人挤在一起。晨雾从江面上漫过来，把她们的脸笼得模糊了些。但那些举起来的手清清楚楚。有挥着的。有攥拳的。有捂着嘴的。
韩婶在最前面冲我使劲摆手。摆得像要把雾扇开似的。
我转身走上跳板。
木板在脚下微微发颤。底下是黄浦江灰绿色的水面。阿桃走在我前面，春兰在后面。十二只樟木箱已经吊上了甲板。
我走到船头的位置停下来。转过身。
码头上的人没散。
我站在船舷边往下看。铁栅栏那一排人影越来越小。但哑姐那块白布还在晃——她举着它，在晨雾里像一面小旗。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看清我的脸。
但我朝那个方向笑了一下。
汽笛又响了。船开始离岸。
我趴在船舷上没动。码头往后退，铁栅栏、人影、那块白布，一点一点缩成模糊的色块。黄浦江的风从东面吹过来，把我的围巾吹起来搭在肩上。
背过身的那一刻。
我抬手抹了一下眼角。
春兰站在旁边，手里还捧着那本法文会话手册。但她没翻页。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最后只说了一句。
“师父，进舱吧，江上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