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她的时候窗口里坐着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眼皮都没抬：“什么事？”
孙大妈说：“我反映住房超标的问题，煤渣胡同于正国家，十多间房子就住三口人。”
那人翻了翻面前的登记簿，没有抬头：“您之前来反映过吗？”
孙大妈说：“来过，上回说没有记录。”
那人慢慢翻完那几页纸：“还是没有您的登记。”
孙大妈急了：“我明明写了举报信，怎么就没有呢？”
那人终于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举报信是寄到哪儿的？是寄到我们房管处吗？”
孙大妈想了想：“我……我寄到房管处了。”
那人把登记簿合上了：“这种事需要街道先核实，您最好去街道问问。我们房管处这么多的工作对街道情况不了解。”
孙大妈说：“我上回去了，他们说归房管处管。”
那人说：“那是他们推给您，最终处理还是要我们来，但我们没收到材料，您让我怎么处理？”
孙大妈站在窗口前说不出话来。后面排队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有人在背后轻轻咳嗽了一声。
孙大妈这回是真的豁出去了。她坐在那间半地下室的桌子前面，铺开一张信纸，用那截已经磨得只剩半截的铅笔头，一笔一划地写着。
写完了，她看了一遍，又添了几句，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觉得这回措辞够硬了，才折好，塞进信封里。
信封上只写了“京城市人民委员会信访办公室收”，她拿着那封信走到胡同口，没有犹豫，直接塞进了邮筒。
过了两天，她又写一封，还是同样的内容，措辞比第一封更激烈了一些。
她走出胡同口的时候迎面碰上了赵婶，赵婶问她：“孙大姐你上哪去？”孙大妈说：“寄封信。”
孙大妈已经魔怔了，做梦都想要住新房子。
苏若楠晚上翻来覆去没睡着。她觉得不能掉以轻心，举报信万一真捅到哪个犄角旮旯的衙门里去。
一纸批文下来，这院子说收就能收。
她们家那些东西——地窖里的金条银元、樟木箱子里的绸缎皮草。
书房暗格里的几幅字画、于正国外公留下的那套老红木家具，哪一样摆出来都够别人写十封举报信。
于正国不是不懂，他太懂了。但他从小到大住在这院里，那些东西对他来说是“本来就是家里的”。
他想不到要藏。苏若楠不一样，她想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