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刊定九流的目的，本身是规定流内、也就是一品到九品的官员以鲜卑勋贵和汉族高门充任，所谓“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流之内，人咸君子”之说，意思就是给朝廷官员安排了一份座位表，九流以内都是鲜卑贵族和世家高门，大家都是天下清士，而出身低微的庶族官吏则坐到班级外边去，竖立一道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
这就纯属拼爹了，一个人的前途，不用考虑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光看他姓氏和家谱就决定了，把刘邦、关羽、邓艾丢到这个时代，也是流外七等，一辈子都只能做个小人之官。
这还不算，圈子这种东西一旦划定，就会开始源源不断地缩圈，哪怕只有两个人都要分出主仆君臣，何况成百上千位朝廷的官员？
除了“班镜九流”外，太和改制还额外规定了“叙定三清”，意思是有些清官比其他清官更清，从最高到最低分别是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比如宗正少卿，就是第四品上、第二清，先用皇室成员，无适合的再用庶姓担任。
这一套最后发展到三品以上无清浊之别，都是最高级的官，也都是清官，子弟可以充选国子生；但从四、五品官开始，又分出了清浊之别，浊官的子弟就没有充选国子生的资格。
而一个王朝，通常五品以上才可以算得上是登堂入室、成为朝廷较为核心的官僚阶级成员，所以别说六品以下了，从四五品开始，魏朝官职又分割出清浊两条路线，犹如两条巨大又永不互通的河流，彼此相近又永远平行，就像是殿上的皇帝和殿下的臣班一样阶级分明。
其结果就是清浊的范围愈发与皇权的喜好靠拢，按照当时人们的看法，文官为清、武官为浊，内官为清、外官为浊，哪怕武官的品级较高，人们也宁愿选择文职。
四十三年前的神龟事变，张仲瑀上书请求排抑武人，不在清品之列，就激起了禁卫军们的愤怒，直接上张仲瑀家把他父亲打死，烧了张家宅子，要不是张仲瑀跑得快也得死。
而同样的，外官之任由来共轻，郡县之选尤不为士族所重，与在京的官员相比，郡县官就是纯粹的卑职浊官，世家子弟莫肯居之。
就现实意义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