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谢依兰刚从市档案馆出来，怀里抱着一摞复印的旧报纸，全是二十年前关于青霜门案的报道。她站在档案馆门口的台阶上，被初冬的风吹得眯起了眼睛，就看到一辆黑色的奔驰无声无息地滑到她面前。
车窗降下来，露出一张她认识但不想见到的脸——许又开的私人助理，姓温，三十出头，永远穿着一丝不苟的深灰色西装，笑起来的时候嘴角的弧度精确得像用量角器量过。
“谢老师。”温助理递出一个信封，纸质是手工宣纸，封口处钤着一枚朱砂印，篆书的“许”字。这种信封本身就是一个态度——它要传递的信息不是内容，而是分量。
谢依兰没有接。她把怀里的档案抱紧了些，说：“许先生有什么话，可以直接打电话。”
“许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