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司法官员滥施刑讯的行为，李世民更是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按照违规情节轻重予以惩处，尤其对刑讯致死的情况做出专项规定：“有疮病，不待差而拷，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决，而邂逅致死者，毋论”，区分故意滥刑致死与依法刑讯意外致死的不同情形，精准界定罪责。
李世民推行的一系列刑讯制度改革，从根本上遏制了酷刑滥讯的乱象，避免了大量犯人在刑讯过程中无辜惨死。他对滥用刑法、徇私枉法的官员零容忍，始终坚持依法严惩、绝不姑息，从制度和执行双管齐下，有效杜绝了刑讯逼供的恶劣行径。虽说刑讯逼供与冤假错案并非存在绝对的必然关联，但刑讯滥施现象的大幅减少，从客观上极大降低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概率，为贞观年间司法清明、社会安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唐代法治成为封建时代慎刑、仁法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