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看着他那副认真到几乎在跟一锅汤打官司的样子，终于没忍住，笑了出来。不是那种在公开场合礼貌的微笑，是那种憋不住了的、眼角挤出细纹的、鼻子微微皱起来的笑。陆时衍听见笑声回头看她，他看见她的肩膀在抖，锁骨在衬衫领子下面随着笑轻轻起伏，头发还是乱糟糟的，眼睛还是有点肿，但她笑得像一个小女孩，一个不需要扛着千亿帝国、不需要在董事会上和一群老男人唇枪舌剑、不需要对着闪光灯保持得体微笑的小女孩。他把火关了，把锅铲放下，走到她面前，伸手帮她把那缕怎么都按不下去的头发别到耳后。
“以后想赖床就赖。”他说，“想关手机就关。天塌不下来。就算塌下来了，我也是高个子。”
苏砚抬眼看他，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发现自己嗓子眼里堵着东西。她其实想说“谢谢你”，想说“我很高兴”，想说“你做的面真的很难吃但是你站在那里搅鸡蛋的样子很好看”。但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她还不习惯——不习惯被人照顾，不习惯被人宠着，不习惯在一个人面前可以不用那么强。她从十二岁开始就习惯了什么事都自己扛，习惯了把所有的软弱都压在心底，习惯了用强势和果断把自己武装得刀枪不入。现在忽然有这么一个人，系着一条面粉印子像北极熊的围裙，站在一个烟雾缭绕的厨房里，认真到近乎偏执地给她调一碗面的咸淡，跟一锅汤较劲，跟一颗冻硬的西红柿搏斗，跟鸡蛋壳碎片展开拉锯战——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接。她接过他的厨艺很差，接过他的心意很重，但她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什么语气、什么姿态去接。这比在董事会上否决一个百亿投资方案难多了。
“面要坨了。”她最后只说了这四个字。
陆时衍猛地转身，看到锅里的面汤正在往外扑，白色的泡沫漫过锅沿，差点浇灭灶火。他手忙脚乱地关火，拿抹布擦灶台，嘴里念叨着“刚才明明还好好的”，那副狼狈的样子让苏砚又笑了。她走过去从他手里把抹布抢过来，把他推到一边，自己动手收拾残局。动作干脆利落，几秒钟就把灶台擦干净了。
“以后做饭的事，”她把抹布扔进水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