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哪一年的事了？吕西安·杜福尔已经忘了。后来他习惯了妻子不再用目光送他，也再没有了出门以后回头的习惯。
想著这些，吕西安·杜福尔出了门，走下四层楼梯，推开公寓楼下的大门，初春的冷风迎面扑过来，激得他缩了缩脖子。
街角的报童正在喊：「《费加罗报》！索雷尔新！甲虫！格雷高尔！」
他本来要像往常一样径直走向马车站，可这次脚步却停下了。他掏出一个铜币，丢给报童，买了一份《费加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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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早晨，在圣奥诺雷街的一栋老公寓楼里，六十六岁的皮埃尔·杜瓦尔，正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望著天花板发呆。
他是退伍军人，当年在克里米亚做过下士，后来在巴黎邮政局当了一辈子职员，五年前退了休，退休年金不多，刚够过日子。
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嫁妆掏空了他一生的积蓄，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房子，搬到这里节俭度日。
现在只有小儿子菲利普·杜瓦尔还跟他住在一起。他在保险公司做抄写员，每月180法郎，家里一半的开销由他负担。
皮埃尔·杜瓦尔昨夜读完《变形记》之后就没有睡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格雷高尔父亲用苹果砸儿子的画面。
他想起自己也朝儿子扔过东西。那是去年秋天，菲利普嫌上司刻薄辞了上一份工作，在家里闲了两个月才找到现在这个差事。
他当时拍著桌子骂菲利普：「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著干这份活？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你凭什么挑三拣四？」
那句话和萨姆沙先生的口气有什么不同？好像没有。他是「为了儿子好」，就像老萨姆沙先生是为了「保护家人」，才扔了苹果。
他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响声，菲利普起床了。
这个年轻人先是在床上翻了个身，然后踢踢踏踏地找拖鞋，接著走到水盆边上洗脸，水声哗啦哗啦的。
皮埃尔·杜瓦尔悄悄起身，站在门后面，从门缝里往外看——儿子正对著墙上那面小镜子系领结，嘴里嘟嘟囔囔的：
「上星期的报表那个混蛋根本就没看，今天又找我重新做，好像我的时间不值钱一样。一个月180法郎，就能买我一整条命？」
皮埃尔·杜瓦尔听见这句话，胸口堵得慌。
以前每次儿子抱怨工作，他都说：「你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