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六年二月九日，巴黎没有像往常那样醒来。
太阳像往常一样按时升起，塞纳河上的雾气像往常一样散开，马车行的伙计像往常一样在天亮前就把马刷好，套上辔头。
圣拉扎尔火车站的报亭老板也像往常一样，把一捆一捆的报纸从后屋搬到柜台上。
但在今天，这座城市的灵魂是在恐惧中醒来的。
许多巴黎人在睁开眼睛之后先是不动，像格雷高尔·萨姆沙那样躺在床上，盯著暗沉沉的天花板。
然后他们做了一件平生从未想过会做的事情：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背。
这本来只是一件昨天看完《变形记》以后，大家拿来互相开玩笑的事，今天却都不约而同地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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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奥斯曼大道旁一栋六层公寓楼里的吕西安·杜福尔就从肩膀摸到腰窝，确认没有甲虫一样坚硬、冰冷的壳，才松了口气。
但他又忽然不放心，于是小心地掀开睡衣，又看了看自己的腹部——白白软软的肚皮还在，肋骨还在，肚脐还在……
他这才把睡衣放下来，起身坐在床沿发呆，但刚刚松下来的那口气并没有真的让他安心。
他是巴黎国民银行的高级职员，今年三十四岁，有一个美丽的妻子，还是两个可爱的孩子的父亲。
他忽然想到，格雷高尔的遭遇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变成了一只可怜的甲虫——那是命运对他最温柔的部分了。
格雷高尔的可悲之处，是变成甲虫以后，仍然记得五点钟的火车、经理的责备、家里的债务、父母的生活费和妹妹的前途。
他变成虫子的那一刻，脑子里装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我怎么了」，是「我迟到了」。
但火车准点发车，不会为他停留；经理狼狈而逃，不会体谅他的悲剧；父母和妹妹终究把「他」当成了「它」。
吕西安·杜福尔感觉头皮发麻。他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妻子起床的声音，然后是她在厨房里准备早餐时忙忙碌碌的声音。
吕西安·杜福尔在外省分行干了十年，去年刚调来巴黎。总部对他明面上是「擢升」，实际上是看中他在外省积累的客户关系。
他在巴黎没有根基，每月的薪水虽然足有300法郎，但付完房租、伙食、孩子的学费，剩下的一点刚好维持一家人的体面。
他每天早晨七点出门，乘公共马车到交易所广场，然后在银行里坐到下午七点，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