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电讯报》的一位资深撰稿人对著主编嚷嚷：「我们必须正视这种情绪，先生！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都在抱怨
——抱怨我们英国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怀念福尔摩斯，他们为『失去』了一个同样伟大的侦探系列而痛心！」
主编只能揉著额头：「所以我们要引导这种情绪，批评去年的过度反应，同时……嗯，要强调我们的开放态度……
但要记住，用词不能太卑微，显得我们是在乞求。」
《旁观者》杂志的编辑部则弥漫著一种自我检讨的氛围。
一位编辑在选题会上说：「我们当时是否也对《加勒比海盗》过于苛责了？是否不自觉地加入了那场抨击？
现在，我们可能永远失去了一位能持续为英国读者提供顶级侦探小说的作家，至少，他不再优先考虑我们了！」
这种懊恼甚至蔓延到了更高的社会阶层。在一些沙龙和晚宴上，不止一位议员听到类似的私下抱怨：
「看看现在，巴黎在为什么欢呼？在为从我们这里『夺走』的文学荣耀欢呼！」
当然，并非所有英国人都沉浸在惋惜中。也有人在帝国荣誉感的驱使下，试图贬低波洛和《东方快车谋杀案》。
「一个笨拙的模仿者」「翻版的冒牌福尔摩斯」「刻意追求优雅反而显得虚伪」——这样的批评出现在一些小报上。
但这类声音很快被普遍弥漫的失落情绪所淹没。
大多数评论家和读者都深深地渴望读到这个推理故事，尤其是莱昂纳尔用了那么神奇的方式来讲述它。
这种期待，更加剧了那份「失去」的苦涩。
而让伦敦所有出版商无法捉摸的是，内阁与女王对索雷尔的态度——严格来说，他完全被禁的作品只有《1984》。
他在英国出版的所有旧作，除了《加勒比海盗》不能在英国本土销售外，其他都没有被「下架」。
但是新作呢？至少《泰坦号沉没》就没有在英国出版。
倒不是没有出版商向伦敦警察厅的出版审查部门咨询过这个问题，但得到的答案都是模棱两可的——
「从制度层面上，帝国不对任何将要出版的书籍进行预先审查，我们只负责在书籍出版以后视其内容及影响进行审慎的评估再决定是否对其执行及如何执行帝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惩罚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禁止销售、销毁库存、追回售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