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传统旧官僚们，大部分都是儒家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官员。
他们很多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管理，所参照的管理方法也多是史书上的管理方法。
更有甚者只知道推崇三代，即先秦以前那种原始管理模式。
然后，很多官僚也只能把实际管理的权力交给幕僚或者士绅。
没办法，他们的管理知识太落后，交给幕僚或者士绅，很多时候甚至比他们自己干要好的多。这也就导致地方基层治理很是糟糕。
许多新兴的市镇没有官衙，只能由当地士绅大户自治，甚至不乏人口上万乃至数万的新兴大镇都没有官僚机器管理。
这些地方的税赋由士绅自收，司法也有士绅自审。
如此下去，大清早晚也会跟大明中后期一样，形成很多只有士绅自治的皇权真空地带。
而要改变这种方式，就得先改变教育和官员选拔制度。
首先，不能再让天下人只学四书五经等儒家知识，也不能不再以传统儒学八股取士，还得考士人们以别的学科知识才行。
现在的乾隆朝其实也有不少新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官员。
毕竟，弘历之前让不少王公大臣开办了不少新学堂。
特别是关外东北地区，有从小学到大学的新学体系。
这些新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官员与传统旧官僚不同的是，有最前沿的专业管理知识，他们用幕僚不是靠幕僚替自己做事，而是指挥幕僚完成相应的任务，所请的幕僚也不再只是深谙驭人之术的幕僚，而是有相关专业才能的幕僚。
但这些新官僚不够多，且很多都在京师与关外任职，且都是以出身高贵的子弟为主。
弘历要想更好的统治即将突破四万万的人口，就得在关内也推行新的教育体系。
这是个大工程。
因为他意味著科举制度都得大改。
这个大工程会直接牵涉到许多中小地主的根本利益。
因为许多中小地主光是学书籍普及很广的四书五经，都得在经济支出上伤筋动骨，要是学什么新学，无疑投入成本会更大，自然会让许多中小地主失去通过读书考试而实现阶级跃迁的机会。
而如果断绝了中小地主向上晋升的通道，那无疑会很破坏天下的稳定。
何况，大清的皇帝本就是少数民族皇帝。
真要让天下大多数中小汉人地主失去晋升阶层的希望，那无疑会让很多人都想反清复明。
所以，弘历也不得不在这方面慎重。
「朕想了想，关外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