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风声》虽然写在杭城，实际上灵感来自于渣滓洞惨案。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当时的二野已提前获知这一消息，他们是距离渣滓洞最近的部队，直线距离大约为1400里。
乔公经历过这件事。
「我们搞过很多方案！内外策划行动，却不能建立联系；出钱赎人收买，对面不肯；派出小队武力营救，不料对面大量增派武装，他们有地形优势，一时攻不下来————最后如何呢？」
这些话将听众的记忆，拉回到属于那个时代的战火。
余切也再度听到一个「活化石」一样的人物向自己讲述当时经历的。
「最后是挑选出三千个精兵强攻，轻装上阵，千里迢迢，一刻也不停的赶路，没想到一切提前发生，最后赶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心当时的果党特务或是有「感应」，或是从哪里嗅到了蛛丝马迹，总之，他们提前了计划，使得营救行动功亏一篑。三千战士到现场后悲愤落泪，有的人紧握双拳，无声怒吼。
天空下起了血雨，他们只能尽快搜寻还未被损坏的资料，用以在将来对特务分子定罪，以及保留烈士们在此奋斗过的痕迹。
余切适时的说「这就是地下斗争的残酷性。变数太大，随时要掉脑袋。」
马识途的《在地下》有个「十条」，其中暴力营救放在相当靠后的位置。前几步全部都是硬扛、装傻。
看来原因很简单，因为成功案例实在太少。
短暂的悲伤后，王钢问到了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像《风声》这些书，最后能否使得余老师你拿到诺奖？」
余切不置可否。
《风声》有可能吗？
坦白讲是不可能的。这小说太短，而且立场不被认可。
《潜伏》是写得好的长文，因为写得好，反而更不可能。
以北方的苏联举例，其存在期间一共有五个诺奖文学家，最近的一个发生在1987年，获奖者是约瑟夫·布罗茨基。他因「反苏」被驱逐，诺奖组委会当即喜不自胜的颁发给他奖项。
另外四个人呢？
无一例外，全部以反苏闻名，最少也公开批判了苏联的体制。1933年，当苏联的第一个获奖者伊万·布宁来到斯德哥尔摩时，组委会甚至直言「我们完全是因为政治因素才给他颁奖」。
这五个苏联文学获奖者有三个人长期流亡在海外，居住在美国、欧洲等地。
余切走出了一条奇路，他没有背叛他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