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知青下乡的年代，当时有不少京城落魄的二三代跑去了南方、西北等各地偏僻处劳动。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和本地姑娘产生了感情，本以为能一直这么过下去————不料，却还能有回到京城的一天。
最后，这些感情大部分以遗憾告终。
马识途随后叮嘱他，回去就要和张俪实话实说，要立刻，马上。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马识途真正要给余切的是一本书，《红岩》。这是一本特别的书，出自作者罗广斌的原稿。
一份厚礼！
历史上，这份原稿被老马珍藏多年，本来是要捐赠给国家文学馆的，而且一进去就被定为一级文物，不亚于余切在老山上背下来的竹帘，在这些稿纸上，存放著一批人用鲜血凝铸的回忆。
「我怎么配拿这个礼物？这份稿子，要么是你来珍藏，你如果不要，那就是全国人来珍藏了。其他的个人恐怕没有资格持有。」
余切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红岩》之所以会写出来，得益于48年间，马识途得知罗广斌被捕，托人捎信鼓励他将狱中经历写成回忆录。马识途不仅教授过罗广斌本人，马识途和罗父也是同窗好友。因为这一层关系，他才大咧咧的收下了。
余切怎么好收呢？
马识途认为，「我鼓励过小罗，现在也鼓励你。黑暗是一时的，熬过去了就是坦荡大道。我们过去的年代，有太多人倒在了黎明前的一刻。」
看来，马识途也认为余切的落选是受了欺负。而且这一时代的中国人对老外还是有滤镜，就连马识途也是这样，他觉得余切拿到诺奖会遥遥无期，今年的事情要一次次的重演。
一方面，余切未必能写出更有代表性的作品。
另一方面，西方正在和东方疏离。这是这几年间，频繁和西方学术界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从燕大的教授，到马识途这样的出国学者，都隐隐的察觉到了。
那种亲密无间的美好是假象，双方逐渐意识到，在根本的利益上、在文化和意识上差别太大。
农发所的林一夫认为：余切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最接近诺贝尔奖项的人。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余切都要等上一等，如果环境有变，中国还能有人获得诺奖吗？
余切不好解释诺奖的评选机制，他明年的希望远大于今年。他只是说：「有老师你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