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切打电话向马尔克斯取经，马尔克斯谈到拉美作家的“从政惯例”：这些拉美作家善于引导舆论，并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政治家，或者预备的政治家，或者最起码也出自政治世家。
所以他们搞起斗争来轻车熟路，一呼百应。在五十年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拉美作家都频繁发表社论，他们所在小国的巨大创伤、震动，反而有益于他们获得世界的关注。
马尔克斯说：“你现在知道我们还是有些力量的！你没有白来！”
“我这次真知道了！”
随后，从西班牙的马德里传来消息：余切因对聂鲁达小说的翻译，以及在西语世界的巨大贡献，他荣获了本年度的“智者阿方索十世勋章”。
这个勋章和泰王勋章一样，有相当繁琐的等级制度，余切所获得的是其中的第二等级。
他不是第一个获奖的中国人，去年杨绛因为翻译了《堂吉诃德》，也被授予这一奖项。颁奖地在马德里国家音乐厅，颁奖者是卡洛斯一世。
他又要见到这个老家伙了。
同时，余切因《2666》这本书拿到了福门托文学奖，也将在此次授勋仪式中一同颁布。
福门托奖是一个相较“塞万提斯奖”更小的奖项，类比于日本的芥川奖——主要对那些刚崛起不久的作家进行嘉奖。
1961年，拉美文学大佬博尔赫斯拿到福门托奖，这一般被认为是“拉美文学大爆炸”的起始点。
在未来，西班牙这个国家有意做出奖项的重要性区分，作家们一般会先拿到福门托奖，再进一步攻克塞万提斯奖，由于此时塞万提斯奖草创不久，所以余切的拿奖过程是反着的。
至此，余切几乎获得了所有西语大奖，他在西语世界中几乎走到了头。
这件事情不仅是他这么认为，国外的人也这么认为。
知名“余吹”金介甫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我认为余切似乎在西语文学中达到了天花板，通过这次拉美作家对他的一致支持可以看到，在这个神秘而有序的组织内部，余切也取得了某种权力上的迭代。”
“他将坐在这个位置上很长时间，或许是半个世纪？或者，他打算再尝试更有挑战性的文学……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不容易的。”
德国波恩大学有个叫沃尔夫冈的汉学教授，起了个汉名“顾彬”。他在一本德文杂志Drachenboot(《龙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