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余切想到，明年就要成立教材编委会，一批当代小说被选进了新教材中。余切想来想去，就把目标瞄向了教科书：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在教育上的成功；大人的世界我们一时很难有作为，比较现实的方案是主抓孩子的精神食粮，而重中之重是把语文教科书编好……”
“简而言之，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一个扫盲的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公共消费品，是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语文教材里面的课文，不仅仅学生要看，教师也要看，学生的父母也要看……贫困山区的学生要自己找小说来看，我想，为什么不让他们的教科书中，本来就有几篇当代美文。”
“几十年后，可能农村里面的孩子走到了城市，他们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教材，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教材里面有‘天安门’，有‘少年宫’，有‘纽约的时代大厦’……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奇怪的摩斯电码，还有天上的飞行器？俄国的契科夫、法国的福楼拜究竟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感到疑惑——这些东西距离他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远，还不如讲讲怎么割猪草，怎么割麦子，他们用了几十年才从教材中的‘少年宫’走到真实的少年宫，才在大城市的摩斯电码工具书里面知道，原来余则成还有一条情报发给他们，只是遗落了几十年……他们感到那些以前学过的东西没什么用。”
余切笑道：“但我们就是要提前几十年把这些编在教材里面，因为他们正是看了小说，对世界产生了好奇，才真正的从山村里面，走入到有少年宫的大城市里。这些东西，社会上许多人并不明白，但我们作为作家，是应当明白的。”
余切的话一讲完，全场立刻响起激烈的掌声。《光明报》派了记者来首都参会，见到这个场景，激动得发一篇文章《多一些故事，少一些理论》。
流沙河就坐在底下。他一边点头，一边把这一幕记下，准备介绍到宝岛去。
如今，余切在华人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能抵达的土地，也许就是这一片芭蕉叶。
流沙河觉得纳闷：余切显然是很有远见的人，为啥不愿去这个国际写作交流计划呢？
流沙河直接找到余切问：“你写小说，已经想到了几十年后的影响；上面说要重视精神食粮，你也立刻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