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反对焚书坑儒，是基于儒家仁爱思想和对滥杀的道德反感。
但刚才嬴政的剖析，让他第一次真正跳出了单纯的道德评判，看到了事件背后严峻的统治困境。
他理解了父皇的不得已，甚至隐约感受到了那份为了宏大目标而不得不背负骂名的沉重。
如果父皇当年的严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必要的，那么如今弟弟赵凌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
那些比他自己曾经设想过的仁政更加离经叛道的政策又该如何看待？
赵凌登基后的举措，在很多方面恰恰是扶苏过去所向往的。
重视文教，宽容士人，甚至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严刑峻法。
但赵凌做得更彻底。
他不仅用儒生，还用墨家、农家、甚至商人。
他不仅讲仁义，更搞出“钱庄”、“商会”、“新式农具”等闻所未闻的东西。
他对待百越、匈奴的策略，也远非单纯的怀柔或征伐，而是充满了令人费解的经济捆绑与文化渗透。
在刚刚被父皇那套强调控制的理论洗礼后，再回头看赵凌的施政，扶苏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强烈的矛盾感。
皇帝的很多做法，在始皇帝的逻辑框架下，确实显得离经叛道，甚至有些天真冒险。
难道，锐意进取的皇帝，真的在走一条与父皇根基相冲突的道路？
而自己曾经反对父皇，如今却开始理解父皇的不得已，那是否意味着，自己反而更接近正确的治国理念？
这种认知的翻转，让扶苏心乱如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