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孩子们坐的是泥台子当课桌，烂凳子都不够用，几个人挤在一块木板上听课。这些学校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的山沟沟里，有些地方连公路都不通。”
他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各位，八十年代是集中精力搞工业、搞经济的时代，国家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教育资源有限，首先要保证城市、保证重点、保证大学。这不怪谁，这是国情。但那些山里的孩子，他们等不起。”
他放下报告，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着的情绪：“现在邵维鼎先生愿意拿出真金白银，为这些孩子建学校、建教学楼，而且是没有任何商业条件的纯捐赠。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不？”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之前提出程序顾虑的那个声音没有再响起。
散会的时候，有人在走廊上小声说了一句：“这个邵维鼎，到底是个生意人还是个教育家？”
旁边的人想了想，回答得很认真：“他可能两者都是。但更重要的是，邵先生是真的在认真做事。”
这句话，被立刻在上层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