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你们遇到的每一个警察。
谢菲尔德宪章协会暴力派领袖彼得·福登「苛刻？」奥布莱恩听到这里，焦急的情绪终于再也按捺不住：「爵士，我不是在和您讨论谁对谁错，您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吗？两万，甚至更多！这两万人不是叛军，只是和我们一样普通的英国人！他们今天想做的事情也很简单，他们不过是想送霍尔贝里最后一程！事到如今，难道政府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吗！」
通常来说，在面对这种问题时，标准的白厅官僚通常会选择上价值，奥布莱恩也做好了迎接「政府稳定论」的准备，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不知道是亚瑟没拿奥布莱恩当外人，还是觉得二者有些同病相怜————
他不止没有搬出那套行之有效的官方口吻，反倒是云淡风轻的点头道：「不然呢？奥布莱恩先生。倘若政府很大度的话，当年苏格兰场何必逮捕赫瑟林顿先生，我们又何必突击搜查您的住处，带走您的那些著作？」
冷静，理智，甚至显得有些冷酷。
这是他八张面孔中较少出现的一种，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他最不可或缺的性格底色。
仿佛无论发生什么，都无法让他的判断产生丝毫动摇，而且他的判断也不能动摇。
哪怕真的行差踏错，哪怕真的万劫不复，但越是危急关头，就越要展现出毫不动摇的态度，因为这就是人类这一物种对于领袖的基本要求。
亚瑟的话让奥布莱恩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
如果亚瑟像绝大多数白厅官僚一样，站出来告诉他「政府必须维护秩序」「国家机器不能向暴民妥协」「少数人的激进行为不能威胁多数人的安全」，那么奥布莱恩反而容易应对。
因为上述说法虽然冠冕堂皇、令人作呕，但这也意味著他还可以讨价还价。
可亚瑟的回答却等于清楚地告诉他，当下的行动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他已经衡量了所有的得失与后果，但却依然义无反顾地决定执行现有计划。
「所以————」奥布莱恩盯著亚瑟：「您的意思是，既然政府过去已经犯过错误了，所以今天继续将错就错就是合理的吗？」
「奥布莱恩先生，您方才还说今天不是来与我讨论对错的————」亚瑟摇了摇头道：「我不打算和您讨论十年前的事情，赫瑟林顿先生是否应该被逮捕，1838年搜查您的住所是否合理，这些问题自有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