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看来，自由从来不是一种自发状态，而是一种需要被精心设计、严密维护的结果。它不是从人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通过制度、纪律与权威被塑造出来的。
如果一言蔽之，那就是：他与亚瑟都是专制的自由主义者。而他们的前辈达拉莫伯爵，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他们这一行列。
与之相对应的，布鲁厄姆勋爵则不完全如此。
这位前任大法官无疑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
他一生都在为扩大公民权利、削弱贵族特权而奋斗，对言论自由、议会权威与司法独立抱有近乎本能的尊重。然而，与查德威克和亚瑟不同，布鲁厄姆更愿意相信，自由本身具有某种自我校正的能力。只要制度的门槛被打开，只要旧有的不公被移除，社会终究会在争论与妥协中找到平衡点。
在这个意义上，布鲁厄姆勋爵可以被认为是十八世纪启蒙精神的继承者。
而查德威克与亚瑟，则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物。
查德威克没有停下脚步去和任何人寒暄，只是在经过几名低头工作的书记官时略一点头，便径直朝内侧的会议室走去。
那间房间原本是某位前任官员的书房，后来被改作临时会谈之用，窗户正对著白厅的内院，窗帘常年半掩，使得室内始终保持著不随时间变化的光线。
房间的桌上已经放好了两份文件，一杯尚未动过的红茶，以及一只被反复使用、边角略有磨损的文件袋。
在查德威克到来前，这座官邸的主人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等候。
内务部常务秘书塞缪尔·菲利普斯站在桌前随手翻开文件中的一页，确认了上头的日期与署名，随后才合上文件，抬头看向门口。
「请坐吧，查德威克先生。」
《塞缪尔·马奇·菲利普斯石板肖像》英国石板画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创作于1826年，现藏於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菲利普斯坐下时，没有立刻开口。
他向来不急。
「我想，您应该已经意识到————」菲利普斯看著查德威克落座：「今天的会面，并非例行沟通。」
「我当然明白。」查德威克答得很快：「如果是例行沟通，委员会应当已经收到内务部的书面意见了。」
菲利普斯点了点头：「正是如此。因此，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不会形成任何正式指令。」
这句话让查德威克的眉梢微微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