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针对具备重要意义的法律，立即废除了《大兴律》中的车裂、枭首等峻法严刑，参考隋代高颎等人撰定的《开皇律》，根据前者“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从宽立法，慎断死刑”的理念，对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共十二个大类重新进行了规定，并严格限制了官僚贵族阶层的特权，摒弃“法自君出”的封建法之本质，汇总而成新撰的《安国律制??初版》五百条。
而为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使执法官吏懂得每一条文的精确含义，细分罪名之间的区别，发挥法律的效能，赵青又对全篇《律制》逐条逐句进行解释，撰写了字数百倍于前者的《疏议》。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初版的《安国律制》还是其他各式各样的法案，虽然建立了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规范法制，并对各部门接下来的工作事项进行了详尽的指点，但它们均被明确标出，只是临时的性质。
毕竟，在赵青看来，就算将法案设计得再好，或许能于现下达到近乎完美的水平，但也无法确保它们能在日新月异的未来仍能发挥出最佳的效用，需要留出一定的余地，做到与时俱进才行。
此外，古代帝王以施恩为名，在皇帝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等，或者遭遇大天灾情况下，常颁布大赦天下的命令，赦免一批未犯十恶的罪犯。
尤其是在新帝登基之时，已成为了惯例一般。
比方说隋炀帝杨广，虽然把还算不错的《开皇律》改得面目全非，变成了残酷镇压百姓的《大兴律》，但他却经常大赦天下以示“仁政”“德治”。
然而，这种看似有效让许多冤屈之人脱罪、可以收买民心的赦令，在赵青眼中却并非一件好事，令有罪之人受惠，受害者没法得到补偿，更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完全是不负责任，造成社会动荡的负面措施。
在天下清平、人民安康之际，“大赦天下”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弊端看上去几乎没有多少，但到了乱世之时，实际上是助纣为虐、残害良民的恶行。
因此，在新朝建立之初，她并未按旧例大赦天下，仅下令在近期留给天下犯罪之人自首减轻刑罚的一个机会，并对各地过往的案件要求全部汇总上报，重新核查其中冤假错案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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